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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评论

所跟帖: 云儿 冯敬兰的个人回忆   2010-04-29 11:28:30  


作者: 云儿   唐伏生的个人回忆 2010-04-29 14:39:01  [点击:80]
那天, 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--读者来信

作者︰伏生


以下是一读者的来信。她的名字是伏生,1966年时是卞仲耘的学校的学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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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, 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,或者,从某个角度讲,我也是罪行参加者之一。 三十多年过去了,我早已迈入中年。人到了这个岁数,许多时间是生活在回忆中。有的事情忘掉了,有的事情常常出现在梦中,有些事情却清晰得就象昨天发生的一样。那天打斗校长和打死卞仲耘的罪恶则历历在目。

1966年8月5号(实际上我已记不清具体日期,只是从王女士的文章中得到的确切日子),阳光灿烂,我和同学正在校园裡看大字报,忽然看到许多人往操场跑,边跑边嚷︰“斗校长了﹗斗校长了﹗”我也随着人流往前跑,即兴奋又紧张︰兴奋的是,有热闹可看了。紧张的是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不可测的担心。

操场上已有了一群人,只见几个高一姐姐班 (当时我们初一班和高一班为姐妹班) 的学生拿着大棒,押着校长、主任们从北教学楼裡走了出来。校长们都长着脸沉默无语。只有胡志涛,瞪着眼睛,眼光中是恐怖和愤怒,斥责学生们的行为。她立刻挨了棒。接着,一个学生开始大声讲话。她说,这些黑帮分子在工作组的保护下躲在屋内,明为作检查,实际在享清福。今天我们就要打打他们的威风。说罢,几个学生拿来了剪刀,开始剪校长们的头发。我紧张得不行︰这那裡是在剪头﹗剪子尖戳着他们的头骨,剪子刃拉着他们的头皮。我虽然站得远,但也看到了血。

由于卞仲耘是党的书记,因此站在最前面。她低着头,牙关紧咬任凭学生们在她头上扎着、拉着。学生们又拿来了墨水,从校长们的头上倒下去。卞仲云灰白色的头发加着墨水和血水流了一身。

折腾完了,校长们被带到了操场东南角的一个平台上。这个台子原来是开会或上体育课为老师讲话用的。但从六月初开始,这裡就成了进行“革命大辩论”和开批斗会的地方。校长们被强迫着跪在了台上还被强迫着说,“我是黑帮”。“不行﹗大声点﹗”校长们又挨了揍。当时教导主任汪玉冰跪在台子的西北角。她突然抬起头生撕力竭地大声哭叫道︰“我是黑帮-------呜呜-----”那声音撕心裂肺。我看到她的眼泪横流,眼睛中满是悲苍和一丝渴望----对同情和怜悯的渴望。我心中不由一酸,我感觉她那灰白的头发,五短的身材,与我妈妈极为相似。我不敢再想下去,恐惧袭来︰同情黑帮便会得到黑帮的同样下场﹗我恍恍忽忽的,一群人夹着我,呼着口号,跟着被扭着胳膊坐着“飞机”的一个校长开始了校园内的游行。

校长们在那群学生的皮带加大棒的拷打下开始了“劳动改造”。有的挑土,有的刷厕所。我熘到了校园西边的避静处想喘口气。我看到三、四个外校的女学生和 XXX---卞仲耘的私敌在看大字报。一个女学生说,“我可不敢看那些,血了胡叉的。”XXX说“反革命就该打﹗”

我离开她们往东走去,只见一个校长挑着土踉踉跄跄地小跑过来。后边一个女学生仍然叫道“快点儿,少偷懒﹗”一棒打来,那人站不稳,直向我跌过来。我赶紧推他一把,生怕他跌在我身上。我不想打他但也不敢扶他,只怕他的一身血脏了我的衣服。

再往东走,我看见七八个人在围观胡志涛洗厕所的茅坑盖。那盖是木头的,盖坑的一面由于尿和粪的腐蚀都朽了。盖上都是屎,她没有工具,只是徒手在那裡扣擦。她的倔强劲已全无,只是一个劲叨叨︰“好好好,我好好干活---”。再看旁边手持大棒监工的,竟是XX。一年多以前,我俩曾经是同一个体校的同学。那时她已是初二年级的中学生,而我正准备考中学。每次见了我,她总是拍一下我的头,说︰“小孩﹗”体校活动完毕,我俩常常一起回家,天南海北,胡吹一通。待考上女附中后,我才知道她是学校的学习尖子。她的事迹还登在了当时的“中学生”杂志上。虽然后来我们没有了来往,但她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。真没想到她是如此 “历害”。正想着,一个学生跑来,同她低声嘀咕了几句。于是她宣布,她得走了。“谁来看着她?(指胡志涛)”没人吱声。她瞥了我一眼。“谁是红五类?”还是没人吭声。“不要害怕。”她又看了我一眼。。她看我第一眼时,我就有点紧张。生怕她把大棒给我。好歹我不是红五类,虽然我常因此感到羞愧,但我也没有义务去打入。她看我第二眼时,我心裡便踏实了许多︰她认为我害怕,这总比不是红五类要强。并且,害怕的不是我一个,周围七、八个人,没一个人嗔喳的。于是,她把大棒交给了她旁边一个初二的同学。

校长们还在大棒,皮鞭下“劳改”着。有的在院子裡,有的在操场南面的宿舍楼中。我则熘出了校门。

我也不知怎样上的汽车,怎样回到了家裡,怎样把学校裡发生的事告诉了家人。我只记得家人都十分生气,一致指责我校学生的行为。

第二天我到了学校,见到了XXX。我俩本来不错,可以说是无话不谈,自然谈到了昨天发生的事。我们俩一致认为,打校长是不对的。

不一会儿,我们集中到教室。自从文革开始,教室裡的课桌就都被推到了四围。椅子摆在中间。当时许多同学也不常来学校了。那天也就二十多人的样子,自然,红五类坐在一堆,其它同学坐在另一堆。一会儿,教室裡的有线喇叭响了,是革委会的刘进的声音。她说,卞仲云被斗后,由于天很热,加上她平时就有心脏病,因此,她心脏病发作,死了。这时XXX竟然表现得十分高兴,鼓掌、跺脚。我不知应该作何反应,因为十几分钟之前,她还说,打人是不对的呀?后来我听别的同学说,XXX也积极地参加了打校长的行列,虽然她不是红五类。而我的右手却开始感觉异常,我知道,这是因为我用它推了,或可以说打了一个校长,我也加入了 ---- 于是,我开始不止一次地对同学讲,我没打一下,只推了一把---- 其实,我这样作, 纯粹是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。

我不由地想起某人说过的一句话,大意是,一个专治制度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专治制度下的群氓。他们可以所向披靡,捣毁一切。我就是这群氓中的一个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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